论点摘编

论政务信息管理

后向东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撰文指出，国家制度及有效执行事关国家兴衰。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制度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膨胀，如果不加以管理，将损害国家治理的有效实施，造成严重后果。以国家制度为重点加强政务信息管理工作，是古今中外国家治理的重要经验之一，也蕴含着重大教训。作者指出要汲取历史智慧、增强历史自觉，参考国际经验，直面国家制度体系底数不清、获取不便、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问题，并提出系统推进政务信息管理工作的若干考虑：构建国家制度集中统一发布平台；确立国家制度体系管理专门工作机构；制定完善专门的法律制度和工作规范。从而有效地推进政务信息管理工作，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必要支撑。

论民法典时代乡村社会私权保障的逻辑展开

宁立标、朱奎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撰文指出，作为私权确认和保障的基本法，《民法典》体现了私权进步的成果和开放包容的品格。如何将私权理念和权益保障的意识与机制引入乡村社会，进而对乡村治理起到积极作用，是民法典时代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做出的阐释与回应。我国基层乡村社会中的矛盾纠纷复杂多样，乡村伦理、习惯等社会人伦基础以及忽视权利行使的社会环境等，使得乡村社会在规则或程序治理中产生明显的实用主义、结果主义倾向，造成规则失语。面对法律运行的困境，在民法典权利视域下乡村治理应当弘扬私权自治、强调权利行使环境和程序建构中的本土融合等价值取向，体现乡村伦理、习惯与国家法规则的良性互动。将私权价值与本土伦理紧密结合，充分有效地将制定法规运用到乡村社会矛盾解决和乡村治理之中，防范社会矛盾异化和法律适用风险，冲破国家制定法与本土法文化的隔阂，推动现代私权保障体系的形成。

技术赋能、制度变革与精准治理：技术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逻辑

姜裕富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撰文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正构建出一个现实与虚拟相结合的社会形态。信息技术对传统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挑战，技术治理的提出正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通过技术赋权，不同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社会治理制度的适应性变革，使得精准治理成为可能。实践中的社会治理并非总是按照逻辑运行的，技术治理困境可能制约治理效能的发挥。坚持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基础，对社会治理元素的数字化改造，促进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融合，客观地认识到技术治理的边界，是保证技术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基本要求。

政府购买项目培育社区自组织：行政驱动与社会协同——基于北京市H区Y街道“社区创享计划”项目的调查

田舒、胡天舒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撰文指出，社区自组织以社区居民为主体、以社区公共事务为目标、以社区活动为抓手而建立，培育和发展社区自组织是扩大有序社区参与、积极推进社区自治、塑造和谐政社关系的重要举措。当前社区自组织培育通常通过“政府购买”项目来进行，然而这一培育途径多数依靠行政力量驱动、社会力量协同的项目运作方式开展，使得社区自组织存在行政介入性强而社会自主性弱的发展风险。因此需进一步厘清社区自组织培育过程中政府、社区、社工、居民等各主体职能，构建政府与居民“双向驱动”的社区自组织培育机制。同时作者给出改进社区自组织培育效能的建议：拓展资源聚合渠道，增强抵御风险能力；理顺各方主体角色，促进多元参与培育；促进群众广泛参与，构建“双向驱动”关系。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

孟庆渡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撰文指出，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作者通过对湖北省 H 村的美丽乡村调研发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有重要的耦合性。研究发现：从党建引领视角来看，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党建通过积极党员的组织动员、多元主体的协商治理和村组织联动的利益连带，实现了村庄党员、乡村精英、普通群众等乡土资源与行政资源的有效对接，进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表明，通过构建村庄参与网络、再造信任网络和重塑规范网络，将乡土资源转化为治理型社会资本是构建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途径。